6亿票据爆雷扛243亿债 青岛融海国投千亿产业园成"造血空壳"

       2026年1月9日，上海票据交易所一纸持续逾期名单，将青岛融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下称“青岛融海国投”）推向舆论焦点。这份名单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该公司票据承兑逾期余额4.59亿元，累计逾期发生额达6.09亿元。作为青岛市李沧区政府100%控股的核心城投平台，其债务危机并非偶然爆发——243亿元有息债务与1.88亿元年营收的悬殊对比，11人运营团队与千亿级产业园的能力错配，7.085亿元信托违约后的艰难和解，共同勾勒出地方城投平台在市场化转型浪潮中的生存困境。

       青岛融海国投的债务危机，在一系列公开数据的碰撞中显得尤为触目惊心，其核心矛盾在于“庞大体量”与“微弱造血”的极致反差。

       从债务规模来看，截至2023年末，公司有息债务合计高达243.18亿元，其中短期有息债务95.12亿元，而同期货币资金余额仅为21.46亿元，现金短债比仅0.23。这意味着，公司手中的现金仅能覆盖不到四分之一的短期债务，流动性枯竭风险已然显现。更令人担忧的是，债务压力仍在持续发酵：2025年全年，公司新增司法案件超50起，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等多个领域，年末还因400万元执行标的未履行，被青岛市李沧区法院列为被执行人。

       与庞大债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孱弱的经营能力。财务数据显示，青岛融海国投2024年营业收入仅1.88亿元，净利润为-3.62亿元；其核心子公司青岛融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表现更差，2024年营业收入1755.17万元，利润总额亏损15.41亿元。营收与债务的巨大鸿沟，背后是运营团队与业务体量的严重不匹配——2024年公司参保人数仅11人，却要承担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区等千亿级项目的开发运营，以及243亿元债务的管理工作，治理能力与业务复杂度的失衡显而易见。

       资产端的“账面繁荣”同样难以转化为实际偿债能力。公开信息显示，青岛融海国投名下资产预估价值达776亿元，但其核心资产多集中于基建项目与产业园区，不仅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部分地产项目还出现停工、股权被司法冻结的情况，资产盘活难度极大。以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区为例，该项目作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占地3053亩，签约院士超100名，规划布局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虽被寄予“千亿级产业巨舰”的厚望，但截至2025年底，仍处于培育阶段，尚未形成稳定现金流，难以对债务形成有效覆盖。

       如果说票据逾期是债务危机的“显性信号”，那么7.085亿元信托贷款的违约与和解，则更深刻地揭示了青岛融海国投债务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当前城投债务处置的现实困境。

       这起信托违约可追溯至2023年6月，中融信托旗下“丰盈20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首次出现利息逾期。该产品设立于2022年6月，资金定向用于向青岛融海国投发放贷款，初始年化收益率6.8%，原定于2024年6月到期。然而，自2023年6月20日首个付息日起，青岛融海国投便未能按约定支付利息及部分本金，此后陷入“部分偿还-再次违约”的循环：2023年10月支付部分利息1157.50万元，仍有267.12万元利息未结清；12月再次违约，未支付当期利息及100万元本金；2024年3月，应付未付本息已达1651.75万元。

       为缓解兑付压力，2024年5月，该信托产品受益人大会通过降息方案，将年利率从6.8%下调至5.4%，但这一权宜之计未能改变最终违约的结局。2024年6月产品到期后，本金及剩余收益未能按期兑付，正式陷入实质性违约。直至2025年5月，中融信托向北京金融法院提起诉讼，事件才进入司法处置程序。

       2025年11月，青岛融海国投提交《商请函》，提出庭内和解方案，这一进展得益于北京金融法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室”的机制支持，该机制旨在通过分期还款、资产盘活等方式，平衡投资者权益与企业复苏空间。根据和解方案，信托贷款将展期至2026年12月31日，剩余本金分六期偿还，首笔1000万元已于2025年10月到账，11月计划归还2000万元；同时，年利率从5.4%进一步降至3%，累计降幅超一半，并拟追加一家信用评级不低于AA+的平台公司提供担保。

       然而，这份和解方案仍充满不确定性。一方面，新增AA+担保方的具体身份尚未披露，其实际担保能力存疑；另一方面，方案中包含“豁免部分交易对手违约金”的条款，引发投资者对融资方约束力削弱的担忧；更关键的是，2026年3月之后的还款额显著增加，青岛融海国投能否在短期内完成大量资产处置或获得新融资，仍是未知数。这场持续两年多的违约拉锯战，本质上是地方城投平台偿债压力、投资者权益保护与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之间的艰难平衡，也折射出当前城投债务处置“保本金、延时间、降成本”的典型特征。

       青岛融海国投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部分区域城投平台在发展模式转型期的缩影。其暴露的核心矛盾——公益属性与市场化运营的失衡、资产规模与变现能力的脱节、政府信用依赖与市场化转型的冲突，正是当前城投行业面临的共性问题。而《山东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实施，更将城投转型推向了“不转则亡”的关键节点。

       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核心载体，城投平台长期承担着区域基建、产业培育等公益性任务，资金占用规模大、回收周期长，市场化盈利能力建设相对滞后。青岛融海国投便是典型：其核心业务集中于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区等政府重点项目，这些项目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和战略意义，但短期难以产生经营性收益，导致公司收入来源单一，盈利能力薄弱，只能依赖融资滚动发展，最终陷入债务泥潭。这种“重建设、轻运营”“重规模、轻效益”的传统模式，在债务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已难以为继。

       2026年实施的《山东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从制度层面为城投平台的转型划定了明确路径。该办法强调政府投资项目的“穿透式”审查，严禁城投公司为政府违规举债，要求项目融资与自身经营性现金流严格匹配，推动城投公司从“融资平台”向“城市综合运营商”转型。具体来看，新规要求城投公司聚焦纯公益项目的专业化代建，或在市场化领域培育核心竞争力；推行“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管理，倒逼城投公司关注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效益。这意味着，像青岛融海国投这样依赖政府信用、缺乏自主造血能力的城投平台，必须加速转型，否则将被市场淘汰。

       从行业趋势来看，青岛融海国投的案例也反映出城投债务风险的分化态势。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清零与城投市场化转型的双重政策导向下，资质优良、转型顺利的城投平台将获得更多金融资源支持，而资质较弱、债务负担沉重、造血能力不足的平台，则面临债务违约、市场退出的风险。山东明确提出3-5年完成城投市场化转型，青岛也在推进隐性债务清零工作，这一系列政策将进一步加剧行业分化，倒逼弱资质城投平台加快改革。

       对于青岛融海国投而言，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在化解短期债务风险的同时，推动长期市场化转型，这需要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多方协同。

       短期来看，纾困的关键在于稳定流动性，避免风险扩散。李沧区政府作为控股股东，需统筹财政资源，协调金融机构推进债务重组，对票据、信托等重点债务进行展期、降息，缓解短期兑付压力；同时，加快低效资产处置，盘活存量资产，如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租赁等方式，将部分非核心资产转化为现金，优先保障重点债务兑付。从目前的信托和解方案来看，展期与降息已成为短期纾困的主要手段，但后续需确保追加担保的落实，以及还款计划的执行，避免再次违约。

       中期来看，核心是提升项目运营能力，培育经营性现金流。青岛国际院士产业核心区作为公司的核心资产，应加快推进项目落地与产业化进程，引入战略投资者参与园区运营，通过租金收入、产业服务、股权投资收益等多元化渠道，提升项目的盈利能力。同时，剥离非核心业务，聚焦优势领域，优化资产结构，减少无效资金占用。例如，可将部分公益性资产移交政府，集中资源发展具有市场化前景的业务，逐步提升经营性收入占比。

       长期来看，根本出路在于彻底的市场化转型。青岛融海国投需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建立市场化的法人治理结构与运营机制，组建专业的运营团队，改变当前11人团队运营千亿项目的不合理现状；按照《山东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的要求，明确自身定位，要么专注于公益项目的代建运营，赚取稳定的管理费收入，要么转型为市场化的产业园区运营商，通过专业化服务提升资产价值与盈利能力。同时，要加强财务风险管理，建立科学的债务融资机制，确保融资规模与偿债能力相匹配，摆脱对政府信用的依赖。

       青岛融海国投的6亿票据逾期与243亿债务困局，是城投行业转型期的一个典型样本。它揭示了传统城投模式的内在缺陷，也凸显了市场化转型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在地方政府债务监管趋严、市场化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城投平台必须告别对政府信用的依赖，培育自主造血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青岛融海国投而言，当前的债务危机既是挑战，也是转型的契机。唯有痛定思痛，加快改革，才能摆脱债务泥潭，实现从“融资平台”到“市场主体”的蜕变。而对于整个城投行业而言，青岛融海国投的案例也是一记警钟：转型之路虽充满挑战，但唯有迎难而上，才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