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为贵介入调解后 涉事企业加盖公章的欠薪"承诺书"沦为废纸

农民工五万元血汗钱为何成了“无头账”？关键人“隐身”、承诺方“变脸”，烟台芝罘区和为贵介入协调后，涉事企业加盖公章的欠薪《承诺书》居然沦为废纸。

欠薪根源：口头约定的施工合同难兑付

2023年，肖某等十余名农民工经中间人介绍，进入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荆山路1地块”项目抢工。该项目总包方为大连文森特园林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森特公司”），分包方为沈阳风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为李永涛。

双方仅作口头约定按工程量结算，总计15.9万余元。 这种口头约定的脆弱性，为后续纠纷埋下伏笔——完工后，李永涛支付4万元便失联，工程量结算更无下文。农民工的维权之路，从一开始就陷入“无凭无据”的被动境地。

《承诺书》的由来：包工头跑路，总包方垫付

2024年3月，在多次追讨无果、往返政府部门近40趟后，农民工找到项目总包方文森特公司。文森特公司垫付5万元至工人账户，并出具盖有公司公章的《承诺书》。

该承诺书明确写道：“三个月内若分包方李永涛及沈阳风景园林公司拒不支付剩余5万元，则由总包方文森特公司予以支付。”

“当时文森特是承认我们干的活儿，承认工程量之后，才回去签的这个协议。”肖某强调，“当时盖章，必然是认可的。若不认可，白纸黑字，包括公司章，是怎么盖上的？”

然而，这份曾被农民工视为“定心丸”的承诺书，如今却成了废纸一张。

关键人的“隐身术”：“从无法联系”到“已联系上却不出面”

第一阶段：承诺时的“失联”

文森特公司财务部长张总在协调会上坦言，出具承诺书时，公司未能联系上李永涛，“只是迫于当时工人讨薪压力，并考虑到工人存在的实际困难，先行垫付5万元”。

第二阶段：履约时的“现身”

当三个月期限届满，工人要求支付剩余5万元时，文森特公司的态度发生转变。张总声称“后来联系上了李永涛”，并引用其观点：“李永涛始终坚持只欠肖文波75000元。”公司据此认为，已支付4万元加垫付5万元合计9万元，已超出李永涛承认的债务。

第三阶段：协调时的“缺席”

1月22日的协调会上，作为关键当事人的李永涛却未见踪影。 工人表示，一直联系不上李永涛，包括当时提交工程量的该公司技术员也联系不到。

既然双方有争议，且总包方声称已联系上李永涛，为何不让其本人出席对质？对此，文森特张总并未给出合理解释。

关键人的“时隐时现”，成为这场欠薪纠纷陷入“罗生门”的核心症结—— 需要其承担责任时“失联”，需要其对质核实时“隐身”，农民工的维权之路在各方推诿中陷入僵局。

监察部门的“双重标准”：既要“三年前证据”，又认“单方面方案”

第一重：苛刻的举证要求

芝罘区和为贵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李队长要求农民工兄弟们必须提供3年前施工时期的相关证据材料，包括讨薪农民工施工现场人脸照片、考勤表等。

这一要求本身就存在明显悖论：这些证据材料的拥有者应当是项目总包方文森特公司，而非农民工兄弟。 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负有实名制管理和工资支付监督责任，考勤记录、用工台账等本就应由总包方保存。

更令人不解的是，李队长还质疑农民工曲某只是负责开车接送工人的司机，不是施工人员。 这种无端质疑，既无事实依据，更有推诿塞责之嫌——即便曲某确为司机，其劳动报酬就不该支付吗？

第二重：证据到手后的“变脸”

即便如此，肖某等人仍辗转多次，将现场施工照片、考勤表等证据材料提交给李队长。 然而，当农民工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后，李队长的态度却发生180度转变。

李队长变换口风，声称文森特公司给出的3.4万元就是“最终解决方案”，没有其他选项，“要就签字拿钱，不同意就爱到哪儿告到哪儿告！”

从“要证据”到“不要证据”，从“核实身份”到“接受压价”，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立场为何与欠薪企业高度一致？ 这种“既要程序正义、又否实质正义”的做法，让本就弱势的农民工群体雪上加霜。

“市场价重新核算”：压价1.6万元的依据何在？

2026年1月6日，文森特公司3名代表在芝罘区和为贵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李队长的见证下，曾与肖某等现场核算工资总额，文森特方面得出尚欠5万3千元的计算结果。肖某等人主动退让，3千元零头不要了，请按《承诺书》所载的5万元支付即可。

而在1月22日的协调会上，文森特公司提出新方案：基于“市场价重新核算”，只愿支付34000元，较承诺书约定的5万元压价1.6万元。

这一主张引发多重质疑：

1. 事实依据何在？张总称“根据李的陈述，并未欠那么多薪资”，但李永涛既未到场确认，其单方面陈述能否作为核算依据？

2. 法律基础何在？承诺书系文森特公司单方自愿出具，加盖公章即具法律效力。事后以“联系上了分包方”为由反悔，是否构成违约？

3. “市场价”以何为基准？协调会未明确“市场价”的核算标准、参照依据及第三方审计程序。若随意以“市场价”推翻书面承诺，契约精神何在？

4. 责任边界何在？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追偿。文森特公司作为总包方，其“先行清偿”责任不因分包方异议而免除。

可怜农民工成为某些人眼中“恶意讨薪”的“刁民”

两年往返近40趟，从满怀希望到疲惫无奈，肖文波们的遭遇折射出工程建设领域劳资纠纷的典型困境：

口头约定脆弱，合同链条复杂，关键责任人缺位，总包方承诺随意反悔，公章的权威性让位于事后“算账”；监察部门失位，从“要证据”到“粗暴定案”，未能有效维护劳动者权益。

那张薄薄的《承诺书》，曾是他们眼中的希望，如今却更像一纸困局。当“白纸黑字”都需要反复质证，当“加盖公章”都可以事后推翻，当劳动保障监察部门都为企业“站台”，农民工的血汗钱究竟该向谁要？

协调会最终未达成一致。肖某说：“我们就想要回自己的血汗钱，怎么这么难？”

这个问题，需要文森特公司回答，需要精通“隐身术”的李永涛回答，需要“变脸”的李队长回答，更需要整个工程建设领域的监管体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