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案件凸显宜良县古城农信社的风控之忧 千里骗贷为哪般？

一个吉林乾安县的农民，为何要千里迢迢乘飞机到云南宜良县的一个乡镇信用社骗贷？

近日，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二年。案情并不复杂：刘某使用虚假收入证明、伪造房产证，由同伙担保，从宜良县某合作联社古城信用社骗取贷款20万元。

案件的审理是公正的，但案件本身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刘某作为吉林乾安县的农民，为何不在当地贷款，偏偏要跨越数千公里，跑到云南宜良县的一个乡镇信用社作案？

刘某的选择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猎手”对“猎物”的精准锁定。

对于专业骗贷者而言，选择作案目标只有一个标准：哪里防线薄弱，就去哪里。 在户籍地作案，意味着要面对当地金融机构相对熟悉的情况、潜在的社会关系网以及事后追查的便利性。而跨省到云南的一个乡镇信用社，则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差：他只需要伪造一套“本地机修工”的身份和虚假房产证明，就能在陌生环境中浑水摸鱼。

这恰恰说明，古城信用社在刘某眼中，是一个风控防线远低于其家乡金融机构的“软柿子”。骗贷者用脚投票，选中的正是那些风险管控最松散的机构。

贷款审批何以沦为“看材料”的形式主义

判决书显示，刘某仅凭一纸虚假收入证明、一本伪造房产证，外加一个同伙作担保，就轻松通过了审批。这暴露出该信用社的贷款审查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

贷前调查缺位：如果客户经理真正履行了贷前调查职责，就应该实地走访、核实“机修工”身份、查验工作单位。但这些本应做到的基础工作，显然没有完成。

抵押核验缺失：房产证作为关键抵押物，其真伪应当通过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核实。然而，一本伪造的证书居然蒙混过关，说明该信用社根本没有建立或执行抵押物的真实性核验流程。

“熟人担保”的盲目信任：有本地保证人赵某作保，就让审查人员放松了对主贷人资质的实质性审核。这种“重担保、轻信用”的思维，正是乡镇金融机构常见的风险盲区。

当贷款审批沦为“看材料盖章”的形式主义时，骗贷成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谁该为“千里送贷”的荒诞买单

刘某已被判刑，这是他应得的惩罚。但20万元的损失已经造成，这笔钱最终由谁承担？是信用社，还是全体储户？更深层的问题是：下一个刘某在哪里？

这起案件并非孤例。许多村镇银行、农信社等小型金融机构，长期面临“业务扩张”与“风控能力”不匹配的困境。一方面要完成放贷指标，另一方面人员素质、技术手段、信息核验能力与大型商业银行存在明显差距。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它们成为骗贷者眼中的“肥肉”。

守住地方金融安全的大门，不能只靠判决书来“亡羊补牢”

对于那些地处偏远但资金流动频繁的基层网点，必须尽快提升跨区域、跨部门的信息核验能力，堵住“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漏洞。否则，今天来的是吉林的刘某，明天就可能来其他省份的李某、王某。当“千里骗贷”成为一本万利的“生意”，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将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