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起底德元升：从医院旁的"热心人"到连锁扩张的灰色成本
近几年，中医药在政策支持与大众健康需求的双重推动下，成了大健康赛道里最热的版块之一。连锁中医馆借势崛起，“国医传承”“古法诊疗”“名师坐诊”成为最常见、也最能打动人的招牌。德元升就是其中扩张速度极快的一家：官方信息显示，其门店已遍布全国上百座城市，数量突破700家。规模化带来的表象，是更高的可及性与更“现代”的运营能力；但当一家机构把增长当成唯一目标时，代价往往会从看不见的地方渗出来。
围绕德元升的争议，并非来自单一事件，而是一条清晰的链条：从医院周边的“引流”，到门店层面的违规处罚，再到创始人过往项目的法律记录，以及“国医弟子”头衔在市场上的可交易化趋势——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让“连锁化”呈现出另一种阴影：以信任换流量、以流量换成交、以成交支撑加盟扩张，而风险与外部成本则被转嫁给患者、医保基金与行业声誉。
医院旁的“热心人”：医托引流如何把患者带离正规路径
真正让德元升被推到聚光灯下的，是一场发生在长沙的暗访。线索来自当地市民的长期观察：在多家三甲医院周边，有一批人频繁出现在候诊区、门诊大厅等人群聚集处。他们看起来像普通患者或陪诊家属，聊天方式也极具迷惑性——以“老乡”“同病相怜”的身份切入，先建立情绪共鸣，再在关键节点抛出“更好的选择”。
暗访画面里，十余名人员长期驻守，且明显具备“筛选目标”的能力：谁更焦虑、谁更愿意倾诉、谁看起来缺乏医疗常识、谁对医院流程不耐烦，都可能成为他们优先接触的对象。这种精准并不来自医术，而来自对人性的熟练拿捏。
当记者以“胃不舒服”为由与其中一人对话时，对方迅速把叙事引向“医院看不好”的固定模板：自己曾经也长期受胃病折磨，在医院反复检查仍无果，直到遇到一位“退休老中医”。随后，他给出强刺激信息——“以前挂号600元，现在只要50元”“一个疗程两千多”。价格对比制造出“占便宜”的心理落差，而“退休老中医”又提供了权威感与稀缺感，仿佛患者只要跟着走，就能绕开医院的无效消耗，直接抵达“真正有效”的治疗。
更耐人寻味的是同伴配合：另一名自称胃病患者的白衣女子加入对话后，主动提出同行。整个过程像一台精密的剧本：主推者负责制造需求与信任，同伴负责增强“这是真的”的氛围，最终把患者推向同一个目的地。
在去往医馆的路上，白衣女子对路线极其熟悉，不靠导航就能准确引导；其手机地图记录里，多次出现从医院到德元升门店的路线查询。她还通过微信向他人转发记者的个人信息。这些细节指向一个现实：所谓“偶遇”，更像是分工明确的引流链条。
到达德元升长沙观沙岭店后，挂号费为50元，由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中医”接诊。问诊大约3分钟便开出药方——这种速度与流程，对很多首次接触中医诊疗的人来说，难免产生反差：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复杂病症往往需要更充分的问询与观察。更戏剧性的是，当工作人员察觉记者携带两部手机、身份引起怀疑后，以“几种药没了”为由拒绝抓药，同时退还挂号费，并拒绝提供已经开具的处方。也就是说，诊疗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撤回的：一旦“交易”风险上升，系统会立刻止损。
监管部门的回应同样揭示了此类灰色链条的难点：此前已多次接到投诉，也曾上门检查，但医托行为取证难、患者配合度低，导致难以查实。换句话说，即便外界隐约感觉不对劲，要把“感觉”变成证据、再变成处罚，需要跨越很高的门槛。这正是灰色引流得以长期存在的土壤：它依赖的是“可疑但难证”的边界生存。
争议不止医托：创始人过往项目被指涉传销的法律记录
如果说医托事件暴露的是一线揽客方式，那么对创始人商业履历的追溯，则让外界开始重新评估这家机构的增长逻辑。
公开信息显示，德元升中医馆创始人佟鑫海早年主导运营“佟话人生”项目，而该项目曾被河北曲周县法院相关裁定及多份司法文书提及，涉及“涉嫌传销”的调查线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显示，2021年12月15日，案号（2021）冀0435执保251号对应的行政裁定书中，对大连佟话人生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账户予以冻结，冻结金额5000元。另一份（2022）辽0283民初4268号司法文书也提到：曲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协查回函载明，已于2021年9月27日对该公司涉嫌传销立案调查，并指出纠纷与涉嫌传销行为相关。
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公众会自然产生疑问：如果一家企业的扩张方式被不断质疑，背后到底是医疗服务能力支撑的增长，还是某种更擅长“组织与转化”的商业模型在起作用？尤其是在健康产业中，一旦流量、信任与销售链条深度捆绑，过去的商业习惯极可能在新的行业外衣下继续沿用，只是换了一种更容易获得信任的表达方式。
当然，法律文书所呈现的是特定事实与程序信息，不能简单等同于对所有行为的最终定性；但对消费者与行业来说，这样的“历史痕迹”足以构成风险信号——它提醒人们：这不是一条纯粹由医术与口碑推动的道路。
“国医弟子”头衔的含金量：传承叙事为何容易变成营销道具
德元升在品牌叙事上非常强调“师承”与“名医背书”。官网信息显示，佟鑫海被介绍为“国医大师颜正华弟子、国医大师张大宁弟子”，集团董事长勇敢老师也宣称为“国医大师张大宁弟子”。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国医大师弟子”意味着两层隐含承诺：其一是医术可靠，其二是道德可信——因为“传承”在中医语境里往往与“德行”绑定。
问题在于，近年来“头衔产业链”不断被曝光，权威感正在被市场化消解。央视“3·15”晚会曾揭示“医学专家包装”乱象：一些网络视频制作方在行业交流会上公开寻找合作伙伴，批量生产“课程讲座视频”，并为出镜者配上“国医弟子、学会会长、专家委员”等看似耀眼的身份。头衔被做成了道具，权威被剪辑成商品，最终服务的是私域营销与流量变现。
与此同时，媒体调查也发现，在社交平台上，“拜师”“师承”被明码标价、流程化运作。相关帖子往往列出非常清晰的“权益清单”：与恩师合影、颁发弟子证书、临床带教、赠送签名专著等；时间地点固定，甚至有“就近介绍”“名师出高徒”的推广话术。这些内容并不直接指向某一家机构，却对整个行业造成冲击：当“师承”可以像培训班一样被售卖时，消费者很难再仅凭一个头衔去判断真实能力。
回到德元升，最关键的不是“谁的弟子”这句话本身，而是这句话在营销体系中的位置：它被放在品牌核心叙事里，用来弥补大众对连锁医疗机构天然存在的不信任。但如果头衔的获取路径、师承关系的严谨程度无法被清晰解释，所谓“传承”就容易从医术逻辑滑向生意逻辑——从“学到什么”变成“拥有什么名片”。
门店遍地开花，处罚与投诉也同步出现：虚假宣传、备案问题与医保风险
连锁扩张最考验的从来不是开店能力，而是合规与质量控制能力。德元升门店在多地出现的行政处罚与不良记录，正好说明：当体系跑得太快，底盘会松。
1）虚假药品广告：从“疗效许诺”到“无法证明”
广东江门的案例，显示出某些门店在宣传上踩得很深。2025年4月，江门蓬江德元升中医诊所有限公司因发布虚假药品广告，被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文号：蓬江市监处罚〔2025〕116号），罚款1万元并被责令停止发布。
其微信公众号内容中出现了大量强刺激、绝对化与医疗高风险相关表述，例如“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抗癌散结之王”“全国独家专利”“最佳配比”“临床用药22年”等。监管调查指出，当事人无法提供材料证明广告内容真实性，构成发布虚假广告。
这类宣传之所以危险，并不仅是“夸张”，而是会把患者带入错误决策：尤其是肿瘤等重大疾病领域，任何“绝对有效”“独家”“抗癌之王”的表述，都可能诱导患者延误正规治疗，或者在焦虑中被高价转化。
2）备案核查不合格被注销：基础合规都可能不过关
四川叙永的门店则暴露出更基础的问题。当地卫健部门公告显示，叙永德元升中医诊所因备案现场核查不合格，整改后复核仍不合格，最终被注销《中医诊所备案证》。这意味着它不是“宣传过火”那么简单，而是连作为医疗机构开展业务的准入条件都未能持续满足。
连锁体系中，单店出问题并不稀奇；可一旦出现的是“备案核查仍不合格”这种底线问题，就会让人质疑总部对加盟门店的审查、培训与持续监督是否只是“形式存在”。
3）医保违规风险：一旦触碰就是公共资金底线
在山西晋城，媒体调查提到，晋城德元升中医诊所有限公司在更名之前的主体为“晋城市广积德中医诊所有限公司”，曾出现多项医保基金使用方面的问题：未建立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度、未设置专门人员管理、财务与药品出入库等材料未按规定保管。更严重的是，被列入医药卫生领域不良行为名单，原因包括“伪造、变造医保药品‘进、销、存’票据和账目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82844.85元。
医保基金不是企业的收入池，而是公共保障资金。医疗机构一旦在此领域出现系统性问题，不仅伤害参保人的共同利益，也会加重监管对整个行业的审视强度，最终让守规矩的机构也被迫承担更高合规成本。
此外，相关通报还显示，另地门店存在不合理收费、违反药品说明书适应症结算药品费用等问题。此类行为表面是“操作不规范”，本质上是把医保结算当成利润工具，通过项目组合与适应症边界的模糊化实现增收。
4）面向老年人的私域推销：红包、讲课与保健品的熟悉套路
除了官方处罚，民间投诉也揭示出另一条更隐蔽的商业路径：通过微信群运营老年人。有人投诉某地门店用小红包吸引老人入群，随后在群里“讲课”推销产品，家属称老人花近2000元购买所谓“27味中药熬出来”的保健品，并且“怎么劝都不听”。当地监管回应称机构资质齐全、药材渠道合规，但未能查获具体涉事产品，告知补充证据。
这类事件的难点在于，它常发生在“医疗服务”与“健康产品销售”的灰色交界：只要不在明面上做出明确疗效承诺，交易就可能被包装为“自愿购买”。但从社会效果看，它精准击中了老年人孤独感、疾病焦虑与对“传统权威”的依赖，属于典型的情绪驱动型消费场景。一旦与医疗机构的身份叠加，信任会被放大，而家庭成员往往在最后才发现钱已经花出去、关系已经绑定。
连锁中医馆的真正考题：不是开到700家，而是如何对得起“治病救人”的信任
把德元升的争议串起来，会发现它并不只是“某一家机构的问题”，而是连锁中医馆在资本、加盟与医疗属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
连锁化与品牌化，确实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到相对标准化的中医服务，也能推动药材供应链、诊疗流程、信息化管理的升级。但医疗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核心资产不是门店数量，而是信任。信任一旦被用作引流工具，就会走向反噬：医托引流透支社会对医院秩序的安全感；虚假广告透支患者对专业判断的依赖；医保违规透支公共资金的公平性；头衔包装透支中医传承的文化信用。
当“国医传承”变成增长杠杆，当诊疗被改造成转化漏斗，连锁扩张就不再是服务扩容，而更像是把医疗场景商业化榨取的过程。对行业而言，这种模式如果不被及时纠偏，最终伤害的不只是某个品牌，而是整个中医药在公众心中的可信度。
真正的考验在未来：监管如何提高取证与协同效率，让“可疑但难证”的灰色链条无法长期存在；企业如何在加盟扩张中建立可验证、可追责、可持续的质量控制体系；消费者又如何在“头衔”“故事”“秘方”之外，学会用更理性的方式识别医疗服务的边界。否则，中医药连锁化本应走向现代治理与专业提升的道路，很可能会被少数机构的畸形商业模式拖入更严厉、更长期的信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