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银行消费贷转型遇阻：8亿票据案曝光 不良率7年连升

借助现金贷业务，天津银行在2019年实现逆转。近日，天津银行披露2019年业绩报告显示，2019年天津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70.54亿元，同比增长40.50%；实现净利润46.09亿元，同比增长8.95%。

不过，业绩逆转的同时，天津银行的不良率却出现7年上升。资产减值损失规模更是较2018年暴增113.5%，达到74.3亿元，是2018年的2.13倍。

风控方面更是因7.8亿的票据大案曝光而遭遇质疑，再加上合规经营方面的风险，以及监管对助贷业务监管的进一步加强，天津银行的转型之路能走多远？

票据大案中造成的7.8亿不良该如何处理，计提、核销进度如何？针对票据案引发的不良风险以及助贷业务监管加强给天津银行零售转型带来的影响，发现网给天津银行发去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天津银行未就相关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现金贷业务暴增10倍 天津银行消费贷神话能否持续

借助现金贷业务，天津银行消费贷业务迎来快速增长。近日，天津银行披露了2019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19年末，天津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70.54亿元，同比增长40.50%；实现拨备前利润130.6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增长50%；净利润46.09亿元，同比增长8.95%。

而造就天津银行2019年业绩爆发的关键就是现金贷，截至2019年末，天津银行个人消费贷款达916.6亿元，和2017年末的87.93亿元相比，暴增了10倍。

实际上，在银行业零售转型的大背景下，城商行对于获客、场景金融生态圈构建需求强烈，助贷业务一时成了“香饽饽”，天津银行也不例外。近来，天津银行个人消费贷业务增长快速。

数据显示，在2017年，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余额不过87.93亿元，而到2018年末，这一数字飙升至778.96亿元，同比增长785.9%。到2019年6月末，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增加到1011.70亿元，较年初增长29.9%。而截至到2019年末，天津银行的个人消费贷同比增长了大约18%，可以说，通过助贷业务天津银行实现了业绩上的翻身。

天津银行在财报中提到，2019年的工作，一个是“超常规”，另一个是“上天入地”。具体到零售贷款，天津银行2018年开始与多家互联网背景的持牌机构合作，大力发展无抵押的线上贷款业务。采用助贷、联合贷款模式与互联网金融科技平台及电商平台加强合作。

不过，2019年下半年以来，多地监管频频释放关于助贷业务的信号。2019年11月9日，央行上海分行在“积极配合打击惩治‘套路贷’ 规范并推动消费金融业务创新”一文中强调，将“严堵后门”，严防信贷资金流向助贷平台。而在10月12日，北京也下发通知，直指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的助贷、联合贷类业务，对银行机构提出了“五严禁”要求。

随着助贷业务监管趋严，业务增幅受到影响。据天津银行2019年半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该行个人消费贷款为人民币1011.696亿元，较2018年末增加29.9%，增幅大幅下降。

从商业角度来讲，部分的助贷公司是面向个人消费贷款开展业务，竞争激烈。而企业贷款却很少有涉及，发展空间较大。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的监管不明确，做企业的助贷业务，风险可能比个人的更大，并且周期较长。

助贷业务可以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突破口，或者一针强心剂，但随着助贷被逐渐纳入监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其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终将消逝。对于天津银行试图发力零售业务来说，单靠助贷这一块不可能将零售业务真正立起来。

7.8亿票据案暴露 风控系统遭质疑

业绩暴增基础不牢的同时，一桩7.8亿票据大案的曝光让天津银行风控系统遭遇质疑。3月5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多份裁定书将天津银行四年前曝出的“7.8亿元票据大案”细节终于浮出水面。含银行员工在内的8人里应外合、伙同作案，骗走银行近20亿元，案发后在各方努力下追回了大部分资金，但仍有7.8亿元下落不明。

据悉，票据业务违规的类型包括违规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违规办理不与交易对手面签、不见票据、不出资金、不背书的票据转贴现“清单交易”业务；违规通过“即期卖断+买入返售+远期买断”、假买断或卖断、附回购承诺、逆程序操作等方式，规避监管要求;违规与票据中介、资金掮客合作开展票据业务或票据交易等。

而天津银行发生的票据案就属于典型的违规办理不与交易对手面签、不见票据、不出资金、不背书的票据转贴现“清单交易”业务，即“不见票转贴现业务”。

判决书披露的信息显示，2015年6月份，禾丞金融公司股东和分管银行部的朱辉花了180万元，从工商银行双鸭山分行工作人员秦某处获得了重庆银行开设在工商银行双鸭山分行牡丹支行的同业账户。在9月份，秦某还帮朱某开设了一个重庆银行西安分行在内蒙古银行哈尔滨分行和平路支行的同业账户。

随后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间，票据中介吕文亮同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同业业务部张仲夏，伙同禾丞金融公司股东朱辉等多人在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式转贴现业务中，共同利用虚假的银行承兑汇票、票据清单等方法从天津银行上海分行骗取资金近20亿元。其中，2015年10月16日和2016年1月13日起息的业务金额均为9亿余元，典型的借新还旧模式，套取资金用于支付前笔业务的到期回购款。2016年1月13日起息的业务到期后，吕文亮只归还了2亿元资金，余款以做生意亏损等理由未归还。

到最终东窗事发，共造成天津银行上海分行约7.8亿元资金无法收回。

案件经过上海法院一二审后，最终，天津银行上海分行前员工张仲夏因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被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同案主要人员吕文亮判处有期徒刑19年，伙同作案的其余6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中时任天津银行同业市场部上海营销分部负责经办该行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业务的张仲夏，在短短4个月时间就利用职务便利分别两次挪用9亿元，直至2016年4月6日主动投案供述事实。仅靠几名员工内外勾结就把天津银行上海分行仅20亿资金套走，这样的风控着实令人生疑。

资产减值损失暴增 合规经营仍需加强

通过跟踪发现，2016年票据大案爆发后，给天津银行带来不小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票据业务不良风险迅速暴露，导致天津银行不良率大幅上升。

其次，就是引发天津银行高管人事变动，2016年8月份，天津银行董事长袁福华、天津银行行长文远华双双离任。

李宗唐继任天津银行董事长后的几年，天津银行一直在消化票据不良资产。2018年年报显示，天津银行计提减值损失34.82亿元，同比大增63.3%，该行称在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基础上，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范围更广，整体减值准备计提更充足。报告期内该行计提客户贷款及垫款减值损失38.57亿元，较上年增长25.2亿，增幅高达188.2%，成为该行减值损失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而在2019年上半年消化也较多，天津银行票据不良率更是从年初的2.64%降至1.13%。

不过在票据不良消化同时，天津银行的整体不良率却持续上升。2016-2019年末，天津银行不良率分别为1.48%、1.50%、1.65%、1.98%。

尤其是个人消费贷款不良率出现大幅上升。2017-2019年，天津银行个人消费贷款的不良贷款规模分别为0.76亿元、1.34亿元、8.85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87%、0.17%、0.98%。

面对不良风险的压力，天津银行在近两年进一步加大了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规模。数据显示，2017-2019年，天津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21.3亿元、34.8亿元、74.3亿元。2019年的资产减值损失规模更是较2018年暴增113.5%，是2018年的2.13倍。

不良风险持续上升的同时，天津银行合规经营风险问题突出。在城商行当中，违规最重的是天津银行，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罚单显示，2019年2月，天津银行因未按业务实质准确计量风险、计提资本与拨备等12项违法违规事实被罚660万元，不仅成为银保监部门对城商行开出最大罚单，也进入了2019年上半年银行业罚单前十。再加上其余的4张罚单，天津银行2019年被罚金额累计855万元。